本書簡介

提到台灣戰後「跨越語言的一代」，經常將林亨泰與「銀鈴會」聯想在一起，但是同一時期開始用不純熟的中文嘗試創作的詩人，絕非僅止於「銀鈴會」成員。而「銀鈴會」成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應以創會的張彥勳、朱實和許世清為主，後來因個人際遇不同，被重視的程度則輕重不一。趙天儀在〈黃騰輝印象記〉一文中，拋出「跨越語言的一代」另一創作區塊的詩人們這個議題，很値得我們留意。

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戰後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中國詩人，與戰前出生受過完整日本教育和戰後初期接受全盤中國式教育的詩人們，在《笠》詩刊尚未創刊前，他們到底為誰發聲、他們的詩立場為何？聽來似乎過度嚴苛，但是，以台灣目前情勢，我們不得不以這種放大鏡檢視詩人的位置。所持理由簡單，當年大聲疾呼「民族詩學」的愛國詩人，口口聲聲反共，並以中國詩人自居者，在台灣國際情勢最低迷的時候，他們卻選擇背離，追逐個人的自由幸福。當封鎖的海峽被迫開放，這批持外國護照的愛國詩人，在台灣海峽之間來去自如，到中國則以中國的台灣詩人自居，到台灣則樣樣通吃，還傲慢地以大詩人自居，要求高規格接待，偏偏有一群學究買辦，甘願捧著大詩人香屁，期待有朝一日也能雞犬昇天。最台獨的詩人是誰？非這些持雙重國籍的「天涯詩人」莫屬！因為離開台灣這塊穩賺不賠的地盤，他們也沒什麼搞頭。他們不放過任何可以彰顯個人成就的機會，他們大肆印刷傳播平庸的作品，他們以主流詩人、一代宗師自居。偏偏開始與詩有第一類接觸的年輕人，即如此輕易地照單全收這種技法，在追求詩的名器上也絕不遑讓。

 

巴西社會學家保羅•雷勒（Paul Freire）鉅著《被壓迫者的教育學》在西方世界被傳誦近三十年而不衰，他點出一個重要的訊息│被壓迫者的自我覺知。與其他社會運動者最不同的地方，雷勒強調被壓迫者一旦取得合理平等地位後，反而要以愛與寬容對待昔日的迫害者，讓歷史錯誤不再重演。

 

今天，台灣最可悲的地方，莫過於多數群眾仍處於媒體壟斷、政治鬥爭的被壓迫者而毫無自覺；當年的迫害者，如今卻高舉被他殘害過的人物當作護身符，包裝統治階級的本質，還變身為伸張正義的爆料鬥士。執政者亦無法以歷史文化的宏觀視野，實踐人民對政黨輪替後能達到社會改造的期待，以回擊在野者的挑戰。從另一角度思考，豈不意味過去五十幾年來統治者的教育成功。面對台灣這種亂象，有多少詩人真正能像智利的聶魯達、波蘭的米洛舒、奈及利亞的索因卡那般堅持詩人的立場，保持詩人的潔癖和情操。

 

詩人離不開個人居住地的風土，蒙古詩人哈達，歌詠蒙古的豐美水草，台灣豐富的生態多樣性，更能提供詩人源源不絕的創作題材。不同國家的詩人，各自立足本土、擁抱文化，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發聲，這才符合文化多樣性的世界觀。只有無知和自大的詩人，才會以為「夜鶯」的鳴叫才是詩，因為他們只會想像「夜鶯」，卻聽不到就在他們頭上的榕樹葉叢中，嬌小玲瓏的綠繡眼正在頻頻呼喚春天。

 

台灣詩人是否具備亞洲唯一獲得「安徒生童話獎」的日本詩人窗•道雄，一生為詩而活的條件？答案是否定的。放眼台灣諸多環境污染、母語急速流失、外籍新娘、中國軍事威脅、外交孤立、全球經貿佈局…等等龐雜問題，台灣詩人豈能袖手旁觀，當個清涼的純潔詩人？

 

不過，以詩人喜歡逆向思考的個性，這正是個戰鬥的時代，也是檢驗詩人德性的輝煌時代。想到這一點，擁有敏銳思維的詩人們，難道不會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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